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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加強的黨的紀律檢查工作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發布時間:2016-01-15 10:18:51  點擊數:

  不斷加強的黨的紀律檢查工作

  ——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歷史脈絡初探

  黨的紀律是黨實現自己政治任務的保障。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是負責黨紀監督的專門機關,黨章規定其主要任務是: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檢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的執行情況,協助黨的委員會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大體經歷了革命、建設、改革開放三個階段。與這三個歷史階段相適應,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檢查史也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工作的曲折探索

  革命戰爭時期,黨的歷史任務主要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這一時期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受自身成熟程度、革命戰爭環境和特定歷史條件的決定,總體上處于曲折探索階段。

  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的黨的第一個綱領雖然只有15條、900余字,但起到了“臨時黨章”的作用,對黨員身份認定的組織紀律和保密紀律、黨的組織機構原則和早期財務紀律作出了規定,特別是寫進了監督問題,強調“地方執行委員會的財政、活動和政策,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為黨組織的管理、監督、鞏固和發展發揮了作用,為黨的紀律建設奠定了基礎。1922年,黨的二大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章程,對黨員條件、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紀律作了具體規定,并專門設置“紀律”一章,為我們黨能夠在當時嚴酷的環境下生存下來并日益發展壯大,提供了紀律保障。1923年黨的三大和1924年黨的四大沿用二大黨章。這一時期雖沒有建立執行紀律檢查的專門機構,但黨已經意識到監督和紀律的重要性,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地方各級黨委執行這一職能。此后,隨著黨的隊伍的不斷發展壯大,越來越需要設立專門執行檢查職能的機構,加強對黨員的管理。1926年4月,廣東黨組織建立了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檢查委員會。林偉民擔任書記,楊匏安、楊殷、梁桂華擔任區監委委員。這是我們黨建立監督機制的最初嘗試。

  1927年,革命形勢日益嚴峻,一些信仰、意志不堅定的共產黨員出現登報退黨甚至公然叛變。此時,迫切需要成立維護黨紀的專門機構。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在武漢召開的黨的五大,第一次選舉產生了黨內維護和執行紀律的專門機關——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是黨的歷史上首次設立紀律檢查機構。新成立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7人:王荷波、楊匏安、許白昊、張佐臣、劉峻山、周振聲、蔡以忱;候補委員3人:楊培森、蕭石月、阮嘯仙;王荷波當選主席,楊匏安為副主席。同年6月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專列“監察委員會”一章,規定在中央、省設立黨的監察委員會,“為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起見,在全國代表大會及省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維護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對于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監察委員會“依合法手續審查之”。“中央及省監察委員,不得以中央委員及省委員兼任”,“得參加中央及省委員會議,但只有發言權無表決權。必要時,得參加相當的黨部之各種會議”,“中央及省委員會,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之決議;但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之決議,必須得中央及省委員會之同意,方能生效與執行……”。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成立紀檢機構的目的及機構設置等,都已經比較明確。但是,由于黨首次設立紀檢機關,還缺乏經驗,監察委員會的具體任務和具體工作權限等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再加上當時處于革命低潮時期,大批共產黨員包括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王荷波等遭國民黨殺害,因此,中央、省監察委員會未能充分履行職責。雖然如此,五大選舉產生的中央、省監察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的通過,標志著黨內紀律檢查體制的初步創立,為后來黨的紀律檢查體制的發展、完善奠定了基礎。

  之后一段時間,黨的紀檢監察機構的名稱不斷發生變化,任務也隨著形勢發展而不斷變化。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通過的黨章取消了監察委員會,成立了審查委員會,“為監督各級黨部之財政、會計及各機關之工作起見,黨的全國大會,省縣市代表大會選舉中央或省縣市審查委員會”,履行原監察委員會的部分職責,劉少奇任中央審查委員會書記,阮嘯仙、孫津川為委員,葉開寅、張昆弟為候補委員。1933年8月,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央黨務委員會。9月,黨中央在《關于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及中央蘇區省縣監察委員會的決定》中指出,“為要防止黨內有違反黨章,破壞黨紀,不遵守黨的決議及官僚腐化等情弊發生,在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未成立以前,特設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各省縣成立監察委員會”。黨務委員會及省縣監察委員會的職責是:“維護無產階級政黨鐵的紀律,正確的執行黨的紀律,保證黨內思想和行動的一致,監視黨章和黨決議的實行,檢查違反黨的總路線的各種不正確的傾向與官僚主義及腐化現象等,并與之作無情的斗爭。”。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選舉了中央黨務委員會,負責處理黨籍和對黨員的處分問題,李維漢任書記,阮嘯仙、陳潭秋任委員。中央黨務委員會實際上成了黨內紀律檢查的職能機關。

  1945年6月,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取消“審查委員會”的規定,專設“黨的監察機關”一章,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 認為必要時,得成立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各地方黨的委員會”,“中央及地方監察委員會的任務與職權,是決定或取消對黨員的處分,受理黨員的控訴”。這些規定,明確了黨的監察機構的產生方式、任務與職權、領導體制,特別是突出強調“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在各該級黨的委員會指導下進行工作”,首次就監察委員會與黨委的關系作出了明確規定,即監察委員會要接受同級黨委的指導,從而初步確立了黨的紀檢機構的領導體制。但由于當時處于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爆發前期,規定未能實現,監委會未能成立,黨紀的執行工作仍由各級黨委直接負責,日常工作則由黨委組織部門負責。

  從上述歷史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我們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原則,積極探索開展黨內監督和紀律檢查工作的方式方法、體制機制,但由于當時黨所處的環境和面臨的任務,機構設置很不穩定,領導人員變動頻繁,監督作用有限。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實踐探索,為后來建立黨的紀律檢查機構作了理論和實踐的準備。

  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體制的確立與反復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和黨的隊伍的壯大,規范和加強黨的紀律檢查工作提上了日程,也具備了條件。為了更好地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保守國家與黨的機密,加強黨的組織性與紀律性,密切聯系群眾,克服官僚主義,保證黨的一切決議的正確實施,1949年11月,中央印發《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決定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了由11名委員組成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朱德任書記,王從吾、安子文任副書記。在領導體制上,《決定》規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工作,地方各級紀委在各該黨委會指導下進行工作。但由于地方各級紀委在“各該黨委會指導下進行工作”的規定不夠明確,1950年2月,《關于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領導關系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是各級黨委的一個工作部門,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直接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工作。到1950年底,全國大部分縣以上黨委都設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各級紀委均設立了相應的辦事機構,配備了專職干部。1952年10月,全國專職紀檢干部2800多人,到1954年底,發展到7200多人。

  1955年3月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認為,“目前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權已不能適應在階級斗爭的新時期加強黨的紀律的任務,因此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決定成立黨的中央的和地方各級的監察委員會,代替中央的和地方各級的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借以加強黨的紀律,加強反對黨員中各種違法亂紀現象的斗爭”。《決議》還明確了各級監察委員會的產生方式、領導體制、主要任務、職責權限。

  1956年9月,黨的八大通過的執政后的第一個黨章,從產生方式、領導體制和任務職權三方面對“黨的監察機關”作出規定。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由董必武等21人組成的中央監察委員會。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關于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要求“加強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擴大各級監察委員會委員的名額”,“中央監察委員會可以派出監察組常駐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的監察委員會,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派監察組和監察員駐省、市、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所屬的各部門進行工作”。這些具體規定,為改革開放后實行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提供了有益借鑒。

  “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被撤銷,“九大”和“十大”黨章都取消了關于黨的監察機關和黨的紀律的條款,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受到全面破壞。

  這一時期,黨的紀檢監察機構基本上是黨委領導下的一個工作部門,紀律檢查體制機制和工作內容等發生過一些變化和反復,甚至還經歷了一些挫折,但隨著我們黨執政實踐、執政經驗的不斷豐富和發展,黨對紀律檢查機構重要性、必要性的認識逐步深化,紀律檢查體制機制逐步向制度化、規范化方向發展。

  三、改革開放時期:黨的紀律檢查機構的恢復、體制機制的完善與工作的不斷加強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中央開始考慮紀律檢查機關的恢復工作。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通過的黨章重新規定設置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條款。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階段。全會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新成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有委員100名,陳云任第一書記,鄧穎超任第二書記,胡耀邦任第三書記,黃克誠任常務書記。1979年1月,中央紀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工作任務、職權范圍、機構設置的規定》,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級紀委緊密圍繞切實搞好黨風這個中心,加強對黨員的黨紀黨風教育;抓緊處理積壓案件,做好冤、假、錯案的復查平反工作;做好來信來訪工作,認真處理群眾的揭發、控告和申訴。從此,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重新煥發了生機活力。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召開,選舉了由132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由11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陳云為第一書記、黃克誠為第二書記、王鶴壽為常務書記。十二大通過的黨章對黨的紀律檢查機構的設置及職權、任務都作出了新的規定。首先,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由同級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紀律檢查委員會向同級黨的代表大會報告工作,聽取代表大會的審查。由此,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就成為同級黨的領導班子的一部分,而不是僅僅一個工作部門,從而提高了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權威。其次,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黨的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同級黨的委員會和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雙重領導下進行工作,從而確立了紀檢工作的雙重領導體制。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規章制度的執行,協助黨的委員會整頓黨風,檢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的執行情況。至此,各級紀委的雙重領導體制格局基本形成。

  在198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根據新老干部交替的原則,黃克誠等33名委員退出中央紀委,增選了32名新委員,并調整了中央紀委的領導機構,選舉王鶴壽為第二書記、韓光為常務書記。十二屆五中全會又增選了31名中央紀委委員。到1987年底,全國紀檢機構已達到9萬多個,專職干部人數達25萬余人。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選舉產生了69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取消了“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第一書記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的規定。隨后召開的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8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喬石任書記,陳作霖、李正亭、肖洪達任副書記。這一時期,國家監察部恢復設立。根據十三大報告,“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不處理法紀和政紀案件,應當集中力量管好黨紀,協助黨委管好黨風”,中央紀委逐步撤銷了在國家各部門設立的國家監察組,工作職責由國家監察部負責。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選舉產生了由108名委員組成的新一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出由13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尉健行任書記,侯宗賓、陳作霖等5人任副書記。這一期間,最具影響的是紀檢機關和監察機構合署辦公。1993年1月,按照中央的規定,中央紀委和監察部正式合署辦公,“實行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的體制,合署后的中央紀委履行黨的紀律檢查和政府行政監察兩項職能,對黨中央全面負責。”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召開,選舉產生由115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同時選出15名常務委員,書記尉健行,副書記韓杼濱、曹慶澤等6人。十五大黨章對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的規定沒有新的變化。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召開,選舉產生由121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選舉19名常務委員,書記吳官正,副書記何勇、夏贊忠等7人。同時,針對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十六大黨章對黨的紀律檢查機關職責和任務作了補充規定,強調“對黨員領導干部行使權利進行監督”和“保障黨員權利”,“協助黨的委員會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選舉產生由127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選舉19人為常委,書記賀國強,副書記何勇、馬馼等8人。

  巡視是黨章賦予的重要職責,是黨內監督的戰略性制度安排。在黨的紀律檢查工作不斷完善加強的同時,巡視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并不斷完善和加強。1990年3月,十三屆六中全會決定,中央和省區市黨委可根據需要派出巡視工作小組。從1996年開始,中央對巡視制度進行積極探索,由此推進了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1996年1月,經中央批準,十四屆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通過了關于重申和建立巡視制度的決定;3月,中央紀委制定了《關于建立巡視制度的試行辦法》,對巡視干部的選派、任務、職權、紀律、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1997年2月,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重申和建立黨內監督五項制度的實施辦法》,明確巡視組的組成、職責、任務、權限等,推動了巡視工作的開展。黨的十六大后,巡視工作進入全面開展階段。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改革和完善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建立和完善巡視制度”。2003年2月,十六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要求“加快實現巡視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經常化”。2003年5月,中央批準在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設立巡視工作辦公室,與中央紀委黨風廉政建設室一個機構、兩個牌子。同年12月,中央頒布施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規定“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建立巡視制度,按照有關規定對下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監督”,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將巡視制度確定為黨內監督的十項制度之一。      2005年8月,中央批準單獨設立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工作辦公室,為中央紀委內設正局級機構。從黨的十七大開始,巡視工作進入逐步深入階段。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巡視制度”的要求,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把“黨的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實行巡視制度”納入了黨的組織制度體系,將巡視制度以黨內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下來。2009年7月,中央頒布《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對巡視工作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機構設置、工作程序、人員管理、紀律與責任等作出明確規定,對于推動巡視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發揮了重要作用。2009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由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擔任組長,并將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和巡視工作辦公室分別更名為中央巡視組和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也相繼成立了巡視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各級巡視工作領導體制逐步建立,制度框架逐步形成,巡視領域不斷拓展,監督力度不斷加大。巡視制度作為黨內監督體制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是對現行各級紀委雙重領導體制的有益補充。

  這一時期,在領導體制上,從同級黨委單獨領導逐步過渡到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在工作職能上,在強化懲處職能的同時,加大了監督、教育和保護的職能。特別是十二大黨章明確規定了紀檢機構的三大任務和三項經常性工作,十六大黨章進一步發展為三大任務和五項經常性工作,體現了新形勢下紀檢工作的新定位,適應了當時的要求,有利于更好地發揮紀檢機構監督主體和組織協調的職能。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選舉產生了130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19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書記王岐山,副書記趙洪祝、黃樹賢等8人。

  十八大以來,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四大考驗”“四種風險”更加鮮明地擺在我們面前。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從嚴峻性和復雜性兩個方面,系統分析反腐敗斗爭形勢。從實際情況看,一段時間以來,一些領域腐敗現象仍然嚴重,黨的十八大后仍有少數黨員領導干部不收斂、不收手,貪腐金額動輒上千萬上億元,而且往往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于一身;“四風”病源還在、病根未除,仍停留在“不敢”層面,“不能”“不想”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防止反彈的任務艱巨;少數黨員干部紀律和規矩意識不強,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有的對黨已經明確的政治原則妄加議論,有的脫崗不向組織報告,有的領導干部不如實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等等。巡視發現的問題、紀律檢查機關查處的案件、嚴重違紀違法者的自我懺悔,都印證了中央對形勢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面對嚴峻復雜的形勢,黨中央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深沉的使命憂患感、頑強的意志品質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到新高度。習近平總書記就從嚴治黨、嚴明紀律、改進作風、懲治腐敗等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新要求,為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央紀委聚焦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這個中心,強化監督執紀問責,緊盯重要時間節點,不斷深化拓展內容,持之以恒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深入糾正“四風”;把紀律挺在前面,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抓早抓小,嚴明黨的紀律特別是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使黨的紀律和規矩逐步刻印在黨員干部的心上;加強和改進巡視工作,發現問題更準更多,震懾作用持續增強,巡視成為一把出鞘的“利劍”;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嚴肅查處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等一批違紀違法案件,黨風政風為之一新,黨心民心為之一振。

  在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同時,黨中央著眼于解決影響反腐敗工作的體制機制障礙,對推進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作出全面部署。三中全會決定,“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制定實施切實可行的責任追究制度”,“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行統一名稱、統一管理”,“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視制度,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的全覆蓋”。這些改革措施,概括起來就是“兩責任”“兩為主”“兩統一”“全覆蓋”,既堅持了同級黨委對反腐敗工作的領導,又強化了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有利于加大反腐敗工作力度。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落實紀律檢查體制改革要求,深化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聚焦中心任務,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創造性開展工作,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工作思路和權威高效的反腐敗領導體制及工作機制,黨的紀律檢查體制進入了改革創新的新階段。

  與此同時,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法規制度建設不斷加強,為依規管黨治黨提供了制度保障;特別是認真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的實踐經驗,對巡視工作條例、廉潔自律準則、紀律處分條例等進行了修訂,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成果。其中,《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重申黨的理想信念宗旨、優良傳統作風,緊扣廉潔自律、堅持正面倡導、面向全體黨員、突出關鍵少數,強調自律,重在立德,為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樹立了看得見、夠得著的高標準,展現了共產黨人高尚的道德追求,是向全黨發出的道德宣誓和對人民的莊嚴承諾。《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堅持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紀嚴于法,突出政黨特色、黨紀特色,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圍繞黨紀戒尺要求,開列負面清單,強調他律,重在立規,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實現了黨內法規建設的與時俱進。

  我們可以看到,隨著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不斷深入,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的領導體制、機構設置和工作職責也在與時俱進,其中突出的有這么三個特點,一是黨的紀律檢查體制的調整和完善,必須服從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服從服務于黨情、國情的發展變化;二是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的根本判斷標準在于是否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有利于加強黨內監督、有利于更好發揮紀委的職能;三是不管如何改革和完善,紀律檢查機關始終把黨章作為開展工作的根本依據,忠實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把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和黨的紀律,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實踐充分證明,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標,必須落實“兩個責任”,推動形成全黨動手一起抓的局面;必須嚴明黨的紀律特別是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把黨的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通過嚴肅執紀,把黨的紀律刻印在全體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的心上;必須持之以恒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深入糾正“四風”,堅決防止反彈;必須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必須著力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法規制度建設,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在實踐中不斷加強完善,在改革中不斷與時俱進!(中國光大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 唐雙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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